张东:食代记忆 我的广播年华

CNR团委 2020-04-27 22:13:41


食代记忆




某日搬家收拾东西,无意中发现了几件“古董”。所谓古董是我毕业、就业阶段的一些证件,最难得的是我实习期间的临时出入证,有央广的、央视的,还有参与主持、报道的各种大型活动的证件。照片中的这张1996年的北京市交通月票,记忆尤深,因为这是我用过的最后一张学生月票。20年前,学生月票10元钱,通用职工月票25元,从10元到25元,这是一个身份的分水岭,我告别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时代,正式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播音员、主持人。照片上的我,看起来好稚嫩,按今天的话来说,算“小鲜肉”吗?



2016年的春天,和葛平聊起了“广播年华”,思绪飞到了20年前——“衣、食、住、行”是生活的重要组成,我的记忆里除了这张月票代表的“行”,还有更多难忘的“食”。


 
难忘宫保鸡丁


1993年,我大学二年级,机缘巧合地被北京广播学院的老师带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体声组实习,每周两天利用下课后的时间到当时的文艺调频(今天的FM90.0音乐之声)主持《都市闲情》和《歌声传情》等直播节目,既是业务实践,也算勤工俭学,稿费虽然不多,但是对于那个时期的学生来说,足够给自己打打牙祭改善伙食了。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在“实战”中接触到开盘带和听众来信。


学校的食堂,伙食又贵又差口味就更甭提了,正好每周有两次来电台改善伙食的机会,所以我的书包里一定会随身携带着学校打饭的饭盆。刘子慧、孙笑飞、丁倩、王娟几位实习老师强力推荐国际台食堂,口味好、距离近,我这个“小吃货”自然不会放过。到了“第一现场”我才傻了眼,这哪里是食堂啊,明明就是车库旁边的临时建筑,最多算个大排档!连菜单儿都没有,门口竖立个小黑板儿,上面都是菜名,一溜儿绿色的,一溜儿红色的,绿色的是2元以内的素菜,红色的是2元到5元的荤菜,选菜颇有些浏览股市行情的感觉。那才是真正的小炒啊,大师傅当着你的面儿现炒现卖,绝对私人订制!


嫩滑的鸡丁,微酸微甜微辣的口感,薄厚均匀的芡汁,粗细合适的葱粒,勾人食欲的红油……是的,从第一次见它,我就深深地爱上它,那个4块5一份儿的宫保鸡丁!等菜的时间,我是做过科学分析和性价比核算的,宫保鸡丁就应该是我这个穷学生不二的首选:第一,这个菜里面肉多,比起小丸子、炒肝尖之类的热炒,肉多,至少是其他菜的两倍;其次,糊辣香型的甜酸口味特别下饭,我的饭量大,什么苦瓜炒鸡蛋之类口味太薄的菜搭配我半斤到六两的米饭来说根本不够(和上菜汤儿都不够);最主要的还是很多女同事最讨厌的大葱,他们都说大葱放的太多了,而对于缺“油水儿”的穷学生来说,那裹着芡汁儿的大葱,拌饭的味道和鸡丁除了口感没什么两样……总之,就是一句话:下饭、下饭、下饭!是的,非常“专一”的我,从实习直到分配到央广,在这个食堂,在同事的记忆里,我就没吃过别的菜。以至于后来工作繁忙,同事帮忙带饭,都会在偌大的办公室问:“ 王三,你吃什么?李四,你要啥?张东,哦,宫保鸡丁,对吧……”


后来做了美食节目主持人,尝过众多大师、名厨的手艺,正宗川菜宫保鸡丁的模样和那食堂里的记忆大相径庭,回想大师傅的手艺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可能我喜欢的,就是那种习惯的味道吧。


这道宫保鸡丁,我一直吃到国际台食堂搬家关张为止。国际台食堂的位置大概是今天总局印厂附近。偶尔在总局食堂午饭后,大院里遛弯儿路过印厂的时候,仿佛还能闻到宫保鸡丁的味道,还会想起当年那个捧着饭盆儿等宫保鸡丁的实习生……


到今天,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宫保鸡丁......


 
二条知味


曾经有一支很有影响力的乐队,叫“鲍家街43号”。对北京不熟悉,确切地说,对西城区不熟悉,甚至对西便门地区不熟悉的人,都不知道“鲍家街43号”其实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所在街道的名称。但是,这个乐队的确造就了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摇滚歌手——汪峰。因为这个乐队所有的成员都是“中央院儿”的毕业生。


记得当年他们刚刚出道,《中国歌曲榜》直播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鲍家街43号”其实就是他们中央音乐学院的代名词。按照这个思维方式,那么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应该起一个类似“真武庙二条”的名字,有些调皮的同事会戏称我们是“真武庙广播电台”的。是的,我们电台对面的小街就叫真武庙二条。1993年,北京没有东直门簋街,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年代的簋街就是我们门口伟大的——真武庙二条!


那是一条美食街,一条热闹得机动车很难穿过只有500米的小巷,当时我们开玩笑,考本儿的驾校学员,能把车子从东头开到西头不蹭到人,绝对立刻发驾照!虽然没有今天簋街般的规模,但是那时的小马路两侧林林总总至少有几十家平民化的餐厅和几家昏暗的小发廊。广电部的、央广的、央视的、国际台的、铁道部的、中央院儿的,艺术团的......一到饭点儿,大家好像商量好了一样,慢悠悠地汇合到这条小街,空气中弥漫着那种人均消费性价比超高的——“幸福”的味道。


北方人爱吃面食,走进路口就看到了“上海大排面”。上海老板的小店面积不大,6、7张小桌子,深深的酱油面汤上盖着一块大大的排骨,肥瘦相间,诱人且解馋。几块钱的价格不贵,无论早点还是正餐都很实惠。如果想解解馋多吃一块大排骨,多加2块钱就OK啦,所以我们几个单身小青年经常结伴去换口味。无论您是否是播音名家、知名演员还是什么级别的领导,饭点儿的时候,统统挤在一张张小饭桌上大快朵颐,啃排骨吃面条的吸溜声儿,组成了颇具规模的“食堂交响曲”。


想吃炒菜,隔壁不远的龙光和乐乐两家四川口味餐厅就是最好的选择,那水煮牛肉、那酸菜鱼、那鱼香肉丝、那担担面......真是地道。吃西北风味,有陕西的贾三灌汤包子;吃西南口味,有贵州花溪狗肉馆;吃麻辣火锅,有金碧和七星椒;吃烤肉,有新疆喀什饭店......应有尽有的,简直就是当年美食的“淘宝”和“天猫”。一不小心你会发现,撸串儿的对面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王刚,啤酒瓶的后面是“小花儿”的刘晓庆,火锅的侧影不是“想死你了”的冯巩吗,那边蹲着的不是“名嘴”白岩松老师吗?无论年龄大小、官职高低、才华差异,那些广播节目的全新创意,播音员、主持人风格的争议讨论,稿件编排的奇思妙想,五花八门的广告词头脑风暴,绝大多数就“诞生”在这条小街的不同角落。    


后来听说因为扰民、街道整改,二条彻底“消失了”,所有饭馆、小摊儿不见踪影烟消云散。拆迁过后的残垣断壁和黑黢黢、脏乎乎的后厨锅灶,看得俺们那些吃货目瞪口呆,信誓旦旦不再胡吃海塞!


不过,再后来,我在白云路找到了贾三灌汤包子、喀什烤肉和金碧火锅,在月坛南街找到了七星椒火锅......那天走在真武庙三条,见到了当年龙光餐厅的那个老太太老板,思绪万千:四十不惑,人生知味,当年豪言壮语的人生理想,今天是否还涛声依旧......




 

吃的教训


对于60、70年代的人来说,单位的纪律如同军训般严格,丝毫不敢大意,守规矩,严要求,不敢越雷池半步。那个时候文艺调频改版不久,除了白天17:00录播的《中国歌曲榜》,我们几个年轻主持人轮流主持晚间的点播、谈话类文艺节目,22:05下播,由于个别直播节目次日上午要重播,所以要把直播中一些明显的错误剪辑掉,等拿着剪刀胶条像上手工课一样把节目“剪”好以后,下班的时间通常就到了22点20左右。在九十年代,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意味着两点,一、如果打车回宿舍,黄色的面的开始执行夜间价格了,好贵;二、单位门口真武庙二条的羊肉串即将收摊儿啦......



我们排行榜节目组当时公用的剪刀胶条,特别有外科大夫的感觉


鉴于我们几个单身狗几乎每天下班都凑在一起撸串儿,久了,就和烤串儿的伙计混熟了,当年的烤串儿没有今天这样的产业链,一般的串儿摊儿就是肉串、肉筋,大腰子和板筋之类的属于紧俏货,一般稍微晚到一会儿,肉筋、腰子就没货了。甭说晚上十点多了,正常情况下晚上八点半以后“紧俏货”早就光光如也啦。因与伙计谙熟,立下口头协议,每天晚上给俺们预留10个肉筋、10个板筋、几个腰子,“协议”时间为22:20-22:30,我们不来就卖给别人,谁让我们是VP呢!您别问我为什么不发微信,那个年代BP机和家庭电话都是稀罕物,烤串儿的伙计根本买不起,但真别说,在传消息基本靠吼的年代,人们说话是基本靠谱儿的,约个时间、约个地点基本不用提醒(哪像现在啊,手机微信一大堆,人们忙叨得都像得了“健忘症”)。所以,每次和几个搭档下了晚班,在串儿摊儿大半夜地喝着8毛、1块钱的啤酒,大快朵颐,身边的人总是投来羡慕、妒忌恨的目光,甚至有人怒气冲冲的质问伙计“凭什么他们来得晚有肉筋和腰子,我们来得早的没有!?”。每每伙计懒洋洋地以“这是人家提前预定”敷衍他人之际,刚上班的我们顿时有一种“当家作主”的感觉,倍儿有面子!!情绪好亦或微醺之时,还会递几串“紧俏货”给陌生的“串儿友”:“得嘞,哥们儿,一块儿吃哈,来,走一个”,酒瓶子一碰,仰脖一扬,那感觉,绝对诚信、友善——太棒了!


终于有一天,我们差点儿吃出了“播出事故”……


每次晚上下班,为了赶去吃烤串,我们都是撒丫子跑回办公室,把上节目的“菜篮子”扔下,向幸福的二条奔去!“菜篮子”里面是我们直播节目的开始曲、片头、垫乐、广告、剪刀胶条、卡带CD、钥匙包,总之,除了直播的人,那篮子里面装啥的都有。在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大楼之前,直播都在长安街边的老大楼,当年苏联专家设计的大楼,特别雄伟,也特别复杂,直播间和办公室距离不仅特别远,路程七拐八绕的,特像西直门立交桥,而且楼道的灯光异常昏暗(估计为了省电吧),正常情况都要走个6、7分钟,更甭说大晚上黑灯瞎火的。话说某天,剪直播节目的开盘带耽搁了时间,完事儿都已经22:20了,要是把“菜篮子”放回办公室再到真武庙二条的串摊儿,肯定就过了伙计的“协议时间”啦!“菜篮子”那么沉,又不能带过去.......


走到一楼,突然瞧见昏暗的灯光映照在大楼深色的绒布窗帘上。对啊,咱把篮子藏到窗帘后面,等吃了串儿回来取,两不耽误!这大半夜的,肯定丢不了!五分钟后,我们如约准点出现在串儿摊儿,觥筹交错间愉快地笑谈刚刚灵光闪现的“爆棚智商”......


酒足饭饱,去一楼取篮子。天啊,厚厚的窗帘后面,空空如也!哥们儿嗔怪,是不是你记错窗帘了?不能啊,整个儿一楼大厅的窗帘都掀了好几遍了,咱眼神儿没毛病啊。对了,是不是哪个好心的同事,给咱捎回办公室啦?抱着侥幸的心理回到办公室,地毯式搜索,未果,惴惴不安中写完次日录播的稿件,蜷在沙发床上睡去。当时我们年轻人的集体宿舍在荒凉的大兴县城,二十年后的房价已经涨到五万一平米了,而那个年代用“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形容实在不为过,出租司机加钱都不去,所以我们经常是下了晚班就打开办公室的沙发床凑合一晚。这一宿,被噩梦惊醒好几回,梦中,我们因为丢了开始曲,被开除了......


第二天,阳光明媚,早上七点多钟就听见办公室老苏联式的大木门吱呀一声被轻轻推开,传来了清脆的国家级的声音“有人吗”?哎呦,这不是雅坤老师的声音的吗?骨碌爬起身,赶紧问候雅坤老师好,这大清早儿的,怎么到我们立体声组来串门儿啊?


雅坤老师字正腔圆的发出《今晚八点半》的韵味:“你们,谁把开始曲给丢了啊


“哎呦喂,雅师,原来我们的开始曲被您捡到了啊!”


那一刻,我们的心情好比翻身农奴把歌唱,高兴得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太好了,开始曲没丢!


雅坤老师用那娴熟的播音主持技巧微微顿了顿,缓缓地笑着说:“是你们的开始曲啊,我——没捡到,人家保卫夜查的工作人员捡到滴...”


哎呦,雅坤奶奶诶,您这个大喘气儿,一下子把我们给打到解放前啦,我们丢的是直播播出的重要节目资料呐,这一竿子整到保卫部门,干脆卷铺盖卷儿回老家吧。


谢过雅坤老师,立刻分工行动——不能耽误工作,我去复制间做录播节目,同事同时写检查,深刻检讨,念在我们初犯,请高抬贵手......过了好一会儿,同事沮丧地带着检讨书找到正在合成节目的我,“哥们儿,这下惨了,人家说光检讨不行!”


“莫不是怪我们检讨不够深刻?”我寻思,虽然同事不是中文系毕业,但文笔从来不俗啊,大几千字的检讨都过不了关?


“人家压根儿就没问什么原因丢的篮子!”同事咽了口水,像说评书一样描述了和保卫同志谈话的过程:“小同志,这不是个小事情,丢了开始曲就是事故,会造成重大播出隐患,必须由你们相关负责同志写说明情况或者主管领导签字,表明知道你们丢节目资料的事情,年轻同志,要长记性,要对工作负责......”


拿回开始曲的过程不再赘述,结局是检讨书加上表扬信,一波三折,总算是在晚上节目开播前取回了“丢失”的开始曲。 


吃一堑长一智。20年来,我养成了习惯:制作节目、直播节目必须按照流程和规章制度执行,绝对不可偷工减料;节目资料,必须固定摆放,以至于后来规定音乐之声的主持人,播出和备播稿件都必须放在统一的位置;节目开始曲等重要资料,工作人员人手复制一份;直播前15分钟必须到岗,直播结束后全面检查机房再离岗......当然,也不会再贪口福而误事儿了。


谈起这个事情,我一直琢磨,二十年前的那个夜晚,那么黑的一楼大厅,那么厚的窗帘,保卫夜查的同志到底是怎么发现我们藏起来的篮子呢......



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忘不了在文艺调频第一次直播时候的忙乱,忘不了在老办公楼第一次收到听众来信的兴奋,忘不了用老办公椅第一次搭床睡觉的害羞,忘不了颁奖舞台上第一次获奖的惊喜,忘不了音乐之声听众聊天室第一次与听友的“零距离”互动,忘不了文艺晚会上第一次西装革履地局促,忘不了与各路明星第一次朋友般互动,忘不了第一次使用电脑软件制作节目的骄傲,更忘不了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国家电台发出声音的激动......


难忘,二十年的广播年华!






本期作者:张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会联合会主席、主持人


音频编辑:杨琛(技术制作中心)

音乐编辑:李聪(音乐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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